鄭永年：中國在洞朗危機中輸了嗎？

PARADISEBIRD

來源：正角評論；作者：鄭永年

編者按：

       持續(xù)兩個月的中印兩軍洞朗對峙局面終于結束了。中國外交部確認，8月28日下午14時30分許，印方將越界人員和設備全部撤回邊界印方一側，中方現(xiàn)場人員對此進行了確認。

       中印邊界對峙和平解決，對于中印兩國而言都是理想的結局。不過，我們也注意到，在對峙期間，網絡上充斥著眾多主張開戰(zhàn)、貶低印度的言論。在對峙得以解決的當下，我們該如何看待網絡上的激進言論呢？民族主義情緒對國家外交乃至國家建設究竟起到積極作用還是消極影響？

針對上述問題，正角評論獨家專訪了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

中印兩國理性外交的勝利

       我個人的看法是，無論是對對峙的反應，還是對對峙結束的反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類情緒的反映，而不是人類理性的反映。正如上次我們所聊到的，“陰謀論”始終是愚昧者的自我解釋。這次對峙的結束是中印兩國理性外交的勝利，即雙方外交談判的結果。中印雙方在對峙期間從來沒有中斷過對話和談判。這里面哪有那么多的“陰謀”？

       把雙方結束對峙和經濟方面的交往牽連起來，更是沒有理性。中印兩國之間一直有經濟交往，并且越來越密切，這次對峙也沒有影響到經濟交往。沒有任何理由相信中國是用經濟手段和印度達成交易的。前兩年，在南海問題上，中國和菲律賓、越南的關系也非常緊張，但也沒有影響到雙方的經濟交往。

       即使中國有能力用經濟手段來解決戰(zhàn)略問題，那么也表明中國的強大和外交的文明性。戰(zhàn)爭給人類帶來了多么巨大的災難，不過很多人還是希望用戰(zhàn)爭和沖突來解決問題。這是人類的悲劇之所在。當然，這不僅僅發(fā)生在中國，而且也發(fā)生在印度，或者其他很多國家。

       “陰謀論”根本站不住腳。首先，如同這些愚昧者自己都說了，中國對印度是貸款，而不是賠款。如果貸款是表示服軟，那么現(xiàn)在世界上到處服軟的國家就是美國，因為美國的銀行體系給全世界其它國家提供的貸款最多。按照這個邏輯，美國就是當今世界第一弱國。實際上，隨著中國的崛起，尤其是“一帶一路”的繼續(xù)，中國給其他國家的貸款會越來越多。

       其次，“撤離”不是割地，印軍如果已經退出了我國領土，我國軍方沒必要繼續(xù)“站在”原地和印軍“對峙”。用“撤離”來描述我國軍隊完成任務后離開對峙現(xiàn)場沒有任何問題。自媒體牽強附會的咬文嚼字不過是嘩眾取寵，顯示出自我愚昧的一面。

       最后，這些自媒體稱印度向我國貸款修鐵路、配合我國“一帶一路”是我國對印度服軟，這種在邏輯上根本沒有理由的言論會在國內互聯(lián)網上竟有那么大的市場，這是我們應該思考的。在社交媒體時代，人們樸素的民族主義情緒或者愛國主義情緒經常被利用，轉化成流量和商業(yè)價值。

中印開戰(zhàn)兩敗俱傷

       開戰(zhàn)的可能場景應當是人類的理性首先應該想到的。有幾點是可能明確的：

       首先，中印之間大規(guī)模的置對方于死地的戰(zhàn)爭不會發(fā)生。兩國都是地域大國，戰(zhàn)爭一旦發(fā)生，雙方各自的生存能力都很強。更重要的是，兩國都是核大國，局部的沖突也不至于訴諸于核武器。正是因為任何一方都不能將另一方置于死地，所以雙方對戰(zhàn)爭的結果的評價也不相同的，也就是說沒有絕對的失敗方，或者絕對的勝利方。

       可能性更大的是，雙方都宣稱自己是勝利者，把對方稱為是失敗者。我們已經看到，即使是對洞朗對峙結束的評價，中印兩國內部也存在不同的觀點。

       不過，中印如果在這類對峙中一旦失控，出現(xiàn)類似1962年一樣的軍事沖突也不是不可能。正如很多人所指出的，就實力而言，如果中印開戰(zhàn)，中國在戰(zhàn)場上必然會取得勝利——當然，如果失敗，中國就會徹底失去崛起的可能性。但戰(zhàn)場的勝利也不見得是中國的勝利。

       如果中國取勝，那么印度就要二次蒙羞，就會成為中國永遠的敵人。雖然印度成為敵人也不見得能對中國造成致命的威脅，但是印度完全有能力給中國制造麻煩。我們上次討論過，無論是西藏問題、中巴關系問題、印度洋問題和眼前的“一帶一路”問題等等領域，印度都是有能力制造麻煩的。

       更嚴重的是，如果印度戰(zhàn)敗，那么完全有可能改變地緣政治格局。印度獨立以來，其外交政策還是堅持獨立的，它和所有大國打交道，但沒有依附任何一個大國。但如果二次失敗，印度有可能會放棄獨立的外交政策，投入美國和日本等大國的懷抱，甚至成為這些國家的正式聯(lián)盟。如果這樣，在這次對峙中，中國的勝利不僅毫無意義，而且招致更大更高層面國家利益的流失。

       這樣說并非虛構。實際上，美國和日本這年來一直想方設法拉攏印度。美國方方面面“寬容”印度，即使在核武器問題上也如此。日本更是要和印度建立“民主價值同盟”來圍堵中國。這次對峙以來，美國內部就有人一直主張，美國政府應當表態(tài)，支持印度。中國和印度的長期對峙，或者是沖突甚至是戰(zhàn)爭，是符合美國利益的。

       所以，看問題需要格局，因為格局決定了利益。這方面，還是需要學習毛澤東。中國在1962年沖突中取得了勝利，但馬上撤回，并沒有占領印度的領土。毛澤東還建議在中印邊界上建立一個“緩沖區(qū)”，雙方都不要進入。毛澤東試圖用這個方法來求得30年的和平。結果，這個戰(zhàn)略已經保持了50年的和平了。

       今天，那些認為中國的綜合國力和軍力強于印度，所以我們能輕松獲勝的人，其實是無知與愚昧的體現(xiàn)。幸運的是，領導層保持著一場清醒的頭腦，不會受社會公眾的影響。

       順便說一點，外交政策不會受一部分“民意”的影響和制約，這也是中國制度的一個優(yōu)越之處。一旦外交“民主化”，那么就完全沒有外交了。中國在重大的外交領域，例如開放、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與俄羅斯和越南的邊界談判等，國內都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如果受制于這些聲音，那么今天的中國會是怎樣呢？執(zhí)政黨也是領導黨。毛澤東曾經說過，既不要當人民的“大老爺”，也不要當人民的“尾巴”。中國外交所取得的成就就是領導層不當人民的“尾巴”的結果。

中國外交切不可學普京

       不僅僅是網友，整個政策研究界大體上也就是這兩種相反的聲音。對于強調要對印度強硬，以此來保持對周邊國家威懾的說法，看起來似乎有些道理，但這里的問題在于，我們該強硬到什么程度？我們當然需要強有力的回應，但是強有力的回應不代表過度回應。

       過度回應會將本來可控的沖突，變得失控。印軍在這次事件的性質是非法越境，不是像1962年一樣演變到了軍事攻擊。對于非法越境，我們在越境區(qū)域控制他們的行動，形成了對峙是屬于正常反應。但是如果我方貿然開火，單方面將對峙變成軍事沖突，就是不必要的過度反應。

       其次，正確的反應是要建立在正確的預判上。印度在整個對峙期間，沒有像中印1962年一樣直接煽動明確的針對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今天的印度具有非常強大的民族主義情緒，但莫迪并沒有進入動員狀態(tài)。莫迪在印度國慶閱兵時的表態(tài)，僅僅是提到印度有能力抵御外敵，并沒有說具體的外敵是誰。這種表態(tài)的方式結合莫迪所選擇的印度崛起路線（即通過大力發(fā)展經濟實現(xiàn)印度崛起，詳情請點擊：鄭永年：從印度國民的自信，談中印兩次沖突的相似與不同）來看，應當理解成對印度國內輿論的正常反應，而不是蓄意煽動針對中國的民族情緒。

       其三，印度的發(fā)展并不像二戰(zhàn)前日本的發(fā)展，經濟服務于軍事，印度目前的道路更多是用經濟發(fā)展來為印度人民謀福利。

       從這三個理由來看，我們沒有理由認為印度單方面升級對峙為軍事沖突是大概率事件。

       更為重要的是，人們忘記了如何尋找戰(zhàn)爭和沖突之外的方法來解決問題。我國在過去70余天的邊境對峙處理并沒有過度反應，這是國家理性的表現(xiàn)。實際上，并不是中國沒有看到自己在軍事和經濟方面的優(yōu)勢，更不是擔心一旦發(fā)生沖突中國會失敗，但是領導層克制了訴諸于沖突方法的沖動，而訴諸于理性。當社交媒體上喊打喊殺的時候，雙方都在尋找和平的、非暴力的解決方式。

       網民效仿普京大帝的觀點其實是一些不了解國際時政的人的臆想。

       首先，普京并非如網友想象的那樣非理性。普京的確在國際上以強硬著稱，但是外交如果是如此機械的你來我打，就不存在所謂的外交智慧了。普京實際上從來沒有以如此機械地應對外交事件。舉個例子，2015年11月，俄羅斯在敘利亞軍事行動中，其戰(zhàn)機就被土耳其空軍擊落。這次事件的嚴重性遠超印軍的非法越境，普京并沒有不顧一切喊打喊殺，而是一貫的理性應對。

       再者，對普京強硬外交的評級，不同的人的評價是很不相同的。普京的強硬外交廣受國內民眾的支持，但在國際舞臺上，這種強硬外交并沒有給俄羅斯這個國家加分。今天的俄羅斯面臨嚴峻的國際局勢，仍然處于相當鼓勵的狀態(tài)。這對俄羅斯各方面的發(fā)展并沒有什么好處。

民族主義情緒對中國外交的影響

       民族主義情緒在外族將戰(zhàn)爭強加給中國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不當?shù)拿褡逯髁x對于一個國家來講往往也是致命的。近代以來，各國大概都經歷了民族主義的崛起時刻。但一些國家（例如英國和美國）成功了，另一些國家失敗了（例如德國和日本）。因此，我們要理清我們需要一種怎樣的民族主義。這就要認清我們目前所處的國際形勢。尤其在亞洲，當美國在亞洲的霸權衰落后，亞洲的和平與安全取決于中國如何來履行作為大國的角色。

       中國歷史上早就有“王道”和“霸道”的爭論。中國是亞洲的大國，其崛起必然會把中國至于一種天然的“領導”位置。這種“領導”作用如果應用的方式不妥，就會被稱作“霸權”。霸權往往是惡的化身，因為霸權可以利用其國家力量，對他國實行強權政治，從政治和經濟各方面控制他國，如二戰(zhàn)前的日本；但“領導”也可以是善的化身，因為其也可以利用其它方面的影響力，協(xié)調各國的利益，解決國家間的糾紛。

       國際政治關系是實際上的不平等與形式上的平等的混合體。我們在過去處于弱勢時，習慣于看到了各國之間實際的不平等，但是我們忽略了原則和形式上的平等。現(xiàn)在中國強大了，如果中國也學以前的大國，赤裸裸地憑借國力妄圖對國際秩序施加影響，那么必然會失去其合法性，將其它國家推向美國。所以國際政治上，大國的領導地位一定要具有道德性，和原則上的平等性。弱國服從于強國才能成為該服從而不是不得不服從。在這一點上，全盛時期的美國做得很好。

       美國不管是政府的態(tài)度，還是媒體輿論，都倡導自由、平等的價值觀。美國實際是二戰(zhàn)后對外軍事行動最頻繁的國家，但是很多國家也樂于服從美國的領導，核心就在于此。美國不會把自己的出兵在輿情上說成是維護其全球霸權，而是一種“大國責任”。

       同樣，我國民眾在中國大國崛起的過程中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就是對內以一種正確的價值觀共同塑造一個良好的國內輿情環(huán)境。這樣才能讓我國在國際上有一個善的大國形象，才能減少其它國家對我國不必要的抵觸與防備，降低我國國際政治經濟戰(zhàn)略的執(zhí)行阻力。

       如果我國的輿情整天是義和團主義的喊打喊殺，是動不動就要滅掉印度，蕩平日本，掃滅南海，我國的國際形象就會是一個亞洲和平的威脅，我國的經濟崛起和軍事崛起就會引發(fā)更多的猜疑和抵制。這點應該引起人們足夠的注意。

       今天，中國的電視和社交媒體到處充斥著軍事和戰(zhàn)爭節(jié)目，而有關當局則是抱著“政治上正確”的態(tài)度而不管�；蛟S出發(fā)點是為了愛國主義或者國防意識，但結果是培養(yǎng)著人們非理性的民族主義。目前西方很多持“中國威脅論”的團體，正是利用我們這樣的國內輿情，在妖魔化我國的國際形象。如果我們國民對內不抵制這樣的輿情，就會無形中幫助那些西方反華勢力把本來的同盟和朋友推向對手的陣營。

       我們的國民不應助長那些以喊打喊殺的極端言論嘩眾取寵，博取流量的自媒體。這是我們在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應有的愛國素質與責任。大國地位的最重要的支撐就是大國的國民。國民沒有大國心態(tài)何以成為大國呢？那些以極端言論獲取關注，實現(xiàn)個人商業(yè)利益最大化，而不顧國家輿情導向與國際形象者，實則與漢奸無異，是徹頭徹尾的利己主義者，客觀的結果往往是犧牲國家利益。

       具體到這次中印對峙，一個健康的、有利于我國大國崛起的輿情導向應該是理性的，我們強調主權的神圣不可侵犯，就算是最后沖突升級，我們出兵目的也是以公平的國際準則出發(fā)，維護藏南邊境上多國的合法邊界；而不是如某些公知所說要將印度這個國家從地圖上抹平。

       一些人認為，中國應當鼓勵印度內部分離分子鬧獨立，也有人說印度本來就不是一個民族國家，應當把印度打回“部落”社會。這些人說的可能是真的，但結果必然剛好相反。如果中國這樣做，必然造就一個強大的印度民族國家，使得印度從今天的準“部落”狀態(tài)快速轉型成為一個整合團結的民族國家。近代以來，大多數(shù)民族國家包括我們中國本身都是在外力的威脅下形成的。

       實際上，未來的中國，成敗都在民族主義。中國今天的民族主義現(xiàn)狀遠遠不足以支撐中國的崛起，更難支撐中國在國際上的道德地位。所以說，隨著硬力量（例如經濟和軍事）的繼續(xù)崛起，中國迫切需要建設軟力量（例如“王道”和國際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