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DATA[<nav id="ww0ww"></nav>]]>|
|
| | |
|
|
巴新中文網
標題: 國際機構又下調中國主權信用評級，這事兒靠譜嗎？ [打印本頁]
作者: PARADISEBIRD 時間: 2017-9-24 15:22
標題: 國際機構又下調中國主權信用評級，這事兒靠譜嗎？
文章來源：俠客島
一份外國評級機構的報告，不出意料地掀起了一些波瀾。
昨天，世界三大評級機構之一的標準普爾公司（Standard & Poor’s）將中國的主權信用評級從AA-降到了A+，展望由“負面”調為“穩(wěn)定”；
今天一早，中國財政部回應稱，“標普調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是一個錯誤的決定”，“標普將融資平臺公司債務全部計入政府債務，從法律上是不成立的”。
國外評級機構下調對中國的主權信用評級，說實在的并不算什么真正的“新聞”。但為什么，一個國際機構的動作，能引發(fā)中國財政部的大篇幅回應？以標普為代表的評級機構，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存在？主權信用評級的評價標準是什么？它可信、有說服力嗎？
歷史
先科普下。主權信用評級（Sovereign risk rating），指政府作為償債人，對所負債進行償還的意愿和能力的主權風險的一種信用評測。
一個人借錢，你可以掂量一下他能否按時還錢，評價可以是“靠譜能借”、“少借點兒沒問題”、“堅決不能借”等等；而一國政府要借錢，風險有多大、能否按時償還本息，可能就需要做一些更專業(yè)精細的分析。
對一個國家進行信用評級，就是干這個事兒的。做這個事兒的，就是評級機構。標普、惠譽、穆迪，一般被視為國際上的三大評級機構。上面那張圖，則可以說明各種級別的評價結果，對投資者構成怎樣的參考。
為什么需要評級機構？從歷史上就可以看出其中邏輯。
標普前身可以追溯到1860年，開始對國家主權進行債務則是在1916年——沒錯，就是在一戰(zhàn)期間。同一年，他們開始給企業(yè)進行債務評級； 24年后，他們開始給市政債進行評級。
為什么？
因為無論是在1916年打仗時還是之后，無論借款主體是國家政府（歐洲的戰(zhàn)爭經常以國債的形式籌措資金）、是企業(yè)還是某個地方政府，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必然會存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比如，美國的投資者要借錢給歐洲某國打仗，但不了解他們，怎么辦？依賴評級機構給一個評價。投資者不知道某個企業(yè)是否值得投資、投資多久，怎么辦？參考評級。
說白了，評級機構扮演金融中介的地位——有人想籌錢，有人想放錢出去獲得收益，但兩個人不認識、不了解、不信任，就需要有評級機構站出來告訴投資者，發(fā)債方甲信用不錯，倆A；發(fā)債方乙差一點，要借需謹慎。
信用，是金融市場最重要的東西。有信用，借錢易；沒有，難。企業(yè)如此，政府也一樣。如果大家都普遍認可某個機構的評級，那這種信用就會成為籌碼。
以一國的國債為例，國債的風險系數是不一樣的，主權評級越低，風險系數就越高，那么在出售國債時要準備的風險損失準備金也就相應要留出更多，最終，將拉高國債的價格，從而影響到一個國家的融資成本。
當然，評級機構就可以依賴這種專業(yè)化的服務獲得報酬。在現代，企業(yè)要發(fā)債，可能會請評級機構先給自己評級，付酬；投資機構也會請評級機構去給某個投資標的評級，或者購買其報告等，一樣付酬。
那么，評級機構的結論，到底有多大影響力呢？
威力
2009年，就有一個生動的例子。
當年，希臘陷入債務危機；之后，三大評級機構相繼對希臘出手，下調其信用評級，讓本就處在財政赤字和債務居高不下的希臘，立刻瀕臨破產邊緣。就在“降級”宣布當天，希臘股市暴跌6%，預計10年內都難以翻身。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貨幣主義大師弗里德曼就曾經說過：“我們生活在兩個超級大國的世界里，一個是美國，一個是穆迪。美國可以用炸彈摧毀一個國家，穆迪可以用債券降級毀滅一個國家。”
可信度
那么，這些評級機構的結論靠譜嗎？
作為百年老店，標普等三大機構，在市場的話語權和受認可度是不錯的。美國有著名的“標準普爾指數”，和道瓊斯指數等齊名；三大機構聯合起來能占到全球評級市場份額的90%以上，一定程度上已經說明了問題。
那，這次標普下調中國的主權信用評級，為何中國財政部并不認可？
我們可以從標普此次的主要質疑點——“強勁的債務增長增加了中國的經濟和金融風險”說起。
首先就事論事。跟島妹談到此事時，經濟學者、資深會計師張連起認為：“不可否認，過去中國某些地方政府和融資平臺確實存在一些債務問題，但具體看，這些風險都是有邊界的，不會發(fā)生串聯，不會發(fā)生系統(tǒng)性風險”。
要發(fā)展，需要一定比例的負債，這是經濟學的常識。拿中國企業(yè)的負債率來說，雖然不低，但整體較為穩(wěn)定，維持在65%到67%之間，遠不及一些發(fā)達國家；而針對標普質疑的地方政府債務，俠客島此前已經有過分析，中國的政府債務已經和地方融資平臺債務進行分割，不是一回事兒。
從更為宏觀的層面來說，其他的權威國際經濟機構則更看到中國。基于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現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貿易組織（WTO）等都稱，中國在2025年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是大概率事件。
而在今年上半年中國GDP增速達到6.9%的數據出來之后，IMF、渣打銀行、花旗銀行、野村證券等，都上調了今年對中國的預期。
同樣，中國再度成為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國；外匯儲備則一路攀升，目前基本穩(wěn)定在3萬億左右，償還債務能力，基本不存在問題。更有數據統(tǒng)計，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30%。
“春江水暖鴨先知”，張連起認為，只要是在這個經濟體里待過，稍加留意就會知道，目前中國經濟不存在大的金融風險。
事實上，從標普等給中國的歷史主權信用評級看，中國的主權信用不但長期低于美、英、德、法等西方大國，不如科威特、卡塔爾、阿聯酋等海灣國家，有時就連希臘這樣的債務危機大國，都比不上。
也難怪財政部會出來懟。畢竟，在市場上，投資者的信心比黃金還重要。
不過投資者似乎也很淡定。這次標普下調了中國信用評級之后，人民幣走勢基本保持穩(wěn)定，沒有大幅波動。
2017年9月22日人民幣走勢圖
市場的反應已經說明問題。大家對這類，曾在歷史上發(fā)揮過重要作用，但如今越來越顯“雞肋”的機構，已經產生了疲倦感。
原因
為什么標普等評級機構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呢？
按理說，機構在發(fā)布研究報告時，都有一套嚴密分值體系，比如標普就有五大塊：政治：機構的有效性及政治風險；經濟：經濟結構和增長前景；外部：外部流動性和國際投資的地點；財政：財政政策效果和靈活性；貨幣：貨幣政策的靈活性。
但一個核心的問題在于，任何的行業(yè)分析都離不開“專業(yè)判斷”，而這個“專業(yè)判斷”往往具備相當的主觀性。
三大評級機構都發(fā)源于美國或歐洲，不可避免地會用西方的經濟理論和價值體系，來評判中國的經濟形態(tài)。更何況，這些“門外漢”對中國的法律制度、政府的執(zhí)行力并沒有足夠的了解，自然很容易產生偏差。
更有意思的是，這些標榜著公正、客觀的第三方評級機構，似乎也并不能免于經濟和政治的壓力。
比如，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fā)前夕，美國的高風險融貸公司房利美和房貸美，還拿到了標普AAA的評級；其他諸如美林銀行、花旗銀行等屬于“投機”的公司，卻也獲得了“投資”的評級。
原因何在？因為這些評級機構不僅要向上市公司提供信息咨詢服務，還要從上市公司那里獲取利潤及運營費用。
一個很現實的例子是，如果一個評級機構給中國的主權評級是A+，給某家中資企業(yè)的評級卻是AA+，那么評級機構就可以從企業(yè)抽取更好的抽成。一位內部從業(yè)者稱，這都是行業(yè)潛規(guī)則。
更關鍵的問題在于，在過去信息不暢的時代，人們的確需要評級機構這樣的金融中介，來解決第三方評價的問題。在互聯網不發(fā)達，信息不通暢，國際交流受限的情況下，作為金融市場的重要服務性機構，評級機構的確具有極高的信譽度，并且在評估、警告風險，擔當經濟“體溫表”等功能上，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但現在資訊發(fā)達，想投資中國國債的人大可以到中國看看，了解實際情況；相較于各大投行、金融機構、咨詢公司乃至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評級機構在專業(yè)性和靈活性上，并不能凸顯多大優(yōu)勢。這是評級機構的歷史局限性。
思考
事實上，近些年，評級機構的專業(yè)性已經廣受質疑。2011年8月5日，標普首次將美國長期主權信用評級由“AAA”降至“AA+”，這也是美國歷史上首次失去“AAA”。
這一行動遭到了美國證監(jiān)會的大范圍審查，最終，美國財長在電視公開演講中稱，標普做了“極其糟糕”的評判，其計算方法“令人震驚地缺乏常識”，且作出了完全錯誤的結論。類似的情況，在法國也出現過。
同時，由于各種歷史原因，長期以來國際評級業(yè)務長期被標普、惠譽和穆迪這三家機構壟斷。中國也曾經出現過大大小小的評級機構，但沒多久，就幾乎都被這三大巨頭入股或收購。在評級的國際市場上，中國的話語權還相當小。國內最知名的“大公國際”，則被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拒絕進入美國評級市場——理由是“無法證明自身與中國政府的獨立性”，甚至“連評級報告也要通過新華社來公布”。
會計、審計、金融信息服務等領域，中國是后來者，是參與者，也是追趕者。看到現存國際秩序的不合理性是一方面，融入其中、參與規(guī)則制定則是更重要的事情。懟完不合理的結果，還是要低頭趕路。
| 歡迎光臨 巴新中文網 (http://www.plusante.com/) |
Powered by Discuz! X3.2 |
